李春元
2021年10月16-17日，第三届元史研究青年论坛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会议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元史研究室、中国元史研究会联合主办，厦门大学历史系承办。来自全国各教育科研单位的一批青年学者在会上报告了最新研究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史研究新生力量的壮大。
元朝的核心统治集团起源于蒙古草原，所以“草原”是元史研究中一个永恒的关键词。然而，史料的缺乏严重限制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前蒙古时代的草原史。曹金城(山东大学)利用近年来得到重新确认的南宋史料，对辽金时期记载的“蒙古李”、“蒙古古”、“蒙古”等政治体的活动进行了探讨，强调要注意各种历史文本的自身正确性和独立性，不能草率地进行相互比较。他还概述了和睦黑蒙古部落联盟，即勃端察尔的后裔进入东部草原核心区的情况，以及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赤炎分支最终在和睦黑蒙古概念下占据核心地位的历史过程。成吉思汗的祖先血统，在蒙古文、汉文、波斯文、藏文等多语种史料中均有记载。从发现“事实”到解构“叙事”，是近年来元史研究方法的发展。章小蕙(中国社会科学院)，以成吉思汗的《于吉》为切入点，分析中外史料在赋予标志性事件意义上的差异，探讨蒙古族“建国叙事”的不同生成路径。历史叙述者先后选择了不同的重要事件，如单于初名、战胜王罕、成封号等，来“标记”主人公的“御极”或“立国”。可汗的第一个名字和汉的称号反映了蒙古的官方地位，这是明清时期蒙古史书所继承的。击败王罕之名在伊利汗史书中越来越流行，丙寅建国与太祖时代结合成为中国史书的普遍认识。
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早期几代大汗都把南征作为自己的政治使命，而探马蒙古军是这些征伐活动的先锋。1230年，第二代大汗窝阔台派遣雪泥部出身的李曼曼率领三万家军马斥候西行，追剿以扎兰亭为首的花刺子模残余势力，将蒙古帝国的疆域延伸至外高加索地区。邱荣(中国人民大学)利用东西方多语种史料，不仅梳理了西征的始末，而且理清了这支军队的建制变迁和重要将领。1234年蒙古征服金朝后，开始了与南宋长达40年的拉锯战。第三代大汗蒙哥曾发动大规模南征，不仅以忽必烈亲自分兵，还从四川、韩翔派出一个偏师，从西南迂回到南宋湖广腹地，给南宋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但1259年，蒙哥突然死在钓鱼城前线，改变了蒙宋战争的局面。那么，当时人们对这件事的反应如何呢？洪(南京农业大学)以蒙哥之死的信息传递为切入点，考察了蒙宋双方对这一事件的反馈，揭示了蒙宋政权的不同气质，一个进取，一个保守。王(安徽师范大学)重建了金元时期山西(河东北路)的统治形态，指出这一带旧的南、北路断了，形成了以分水为界的东西两区，分别由全王、镇统治。下面的
元朝制度的许多方面都表现出蒙汉二元性的特征，“国家制度”和“民族风俗”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据马晓霖(南开大学)的仔细梳理，元代宗庙的蒙古族“国礼”不仅改变了中原地区的一些传统仪式，如变三祭为五祭、酒里加卓玛和酒等此外，许多完全是传统蒙古族仪式的项目或环节也被纳入其中，如取代中原烧糊食物的蒙古族烹饪仪式，在提供美味食物时蒙古干杯仪式前的中国式三礼仪式，在中国式祝福饮料后的蒙古式茶饭投掷，等等。元朝授予地方长官一定的爵位，意在强调一定的职权。贾剑增(山东大学)认为，元代地方官兼衔可分为普遍性和地域特殊性两大类。前者以劝农守为主，后者以欧陆、知河防、知渠堰、促校务、祭祀、负责猎鹰舍等为主。兼封号的变化反映了元朝从蒙古到忽必烈即位的治国理念的变化，很多都有兼封号。“根和脚”是蒙古草原社会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不仅是贵族表达特权合法性的工具，也用来表达普通牧民的身份特征和隶属关系。成吉思汗建国后，千户百户也是制度化的民根，要登记在所谓的户口本上。但元初，户籍绿册已不存在。郑旭东(西北大学)利用黑水城和湖洲路的文献揭示了元代户籍中注重登记的特点。此外，他认为元代的户籍制度是这种户籍制度的延伸。
关于边疆民族，元史的研究一直以北方为重点。本次论坛有三位学者报告了他们关于元代南方民族的论文，成为一大亮点。元朝攻灭西夏后，中原地区的许多西夏遗民，为了融入当地社会或者谋求某种政治经济利益，一些西夏家族开始将当地的文化元素融入到先祖的叙事中。(宁夏大学)梳理了梁溪倪氏、淳安尚氏、晋江沙堤王氏三个个案。他们都将同姓邻族的祖籍记忆嫁接到了自己的祖籍叙事中。杨氏，祖籍、时镇亳州，元朝时在世袭的亳州军民宣、亳州等地统率数千军队。它是元朝地方官和贵族的龙头家族，毗邻蜀地和湖广，现在占据了贵州北部。陈伟(陕西师范大学)收集史料，阐述杨邦贤、杨、杨与元朝朝廷、士人的交往。经过杨的努力建设和、程巨富等人的著述。亳州杨由夷入夏，成为太原杨后裔，诗礼传诵，文人辈出。这两篇论文揭示了元代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一些普遍性。
的心理认同过程。任建敏（中山大学）注意到，由宋入元，广西地区的“徭乱”记载变得极其频繁。元代对广西的治理比南宋更加深入，元代广西的族群格局在宋代“民—徭”二分格局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生徭、熟徭、撞人、款人、苗人等各种身份标签更加复杂。元顺帝初年的大规模征徭之役中，不同阶段战事针对的其实是不同地域、族类或身份的人群。对历史叙事中的历次徭乱，也要结合其具体的族类标签、活动空间、居住形态及与官府的关系等因素，才能作出准确的理解。元朝虽然只有短短百年，但它不仅奠定了此后近千年里中国的地理轮廓，而且重塑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诸多面相，法律也是其中之一。陈佳臻（中国政法大学）通过对元明法律传统特点的分析，指出元代因为特殊的政治、社会现实，采取了断例作为其立法、司法的依据，开启了律例结合的先声；同时法律文本以例为主，决定了法典编纂无法延续唐律的篇章模式，而是开创了六部分类的办法。传统中国的司法实践实际上是嵌入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并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独立的社会进程。宋元以来，弭讼、息讼成为地方官员处理社会纠纷的主调。以往的研究多从司法层面上理解息讼，郑鹏（华中农业大学）则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理解元代地方官员在司法前后的息讼行为，包括以道德教化等消融纠纷的产生，以限制告诉、分流诉讼等减少进入正式司法程序的案件量，以调解、告拦等达成和息，等等。地方官员的本质角色是“牧民官”而非“司法官”，因此他们缺乏足够的司法能力和时间精力，却在司法之外拥有丰富的达成息讼的资源。农牧业都需要面积广大的土地，蒙古军队攻占华北之后，将大片耕地改用作牧场，成为整个元代北方土地权益纠纷的一大焦点。根据朱建路（河北师范大学）的报告，元代北方牧马草地有皇家牧场、探马赤草地、站赤牧地、诸王草地四种类型，除了站赤牧地稍有不同外，元代华北的各类牧马草地总是侵占、侵扰邻近的农田，北宋、明两代的华北官牧场则面临农业的严重侵蚀，牧场的不同命运反映出不同朝代政治、社会环境的差异。
元代政治史的研究一直是前重后轻，但近年来元代中后期的政治变动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元文宗在燕帖木儿、伯颜的扶佐之下登上皇位，他在位期间燕帖木儿的权势达到顶峰，文宗本人则近乎傀儡。那么，二者的关系是如何互动成型的呢？向珊（湖南大学）从立太子事件切入尝试加以回答，她认为文宗长子阿剌忒纳答剌被立太子可能出自伯颜的策划，而太子得疾早夭则可能出自燕帖木儿授意，因此这一事件堪称元代权臣政治正式形成的标志。元末红巾军起义之后，旧有的元朝官军表现了非常薄弱的战斗力，此时在北方支撑元朝政权的是河南探马赤军户出身的察罕帖木儿和他的以本乡义兵为核心的军政集团。温旭（山西师范大学）的研究说明，这个军政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根脚”卑微的地方豪强，他们依靠姻戚、同宗、同族、同乡、同年等社会关系相互联系，从基层凭借军功崛起。但从它与元朝皇权的互动来看，这个集团没有能够真正形成“割据”军阀，最终因为失去皇权的信任而被瓦解。同一时期在南方，则形成了若干割据的地方势力。陈彩云（浙江师范大学）考察了元朝末年江浙地区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在筑城活动上的表现，认为筑城并没有在军事攻防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却对江浙诸城市的外围形态、空间布局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文化方面，元代既有中国传统儒释道的延流，又有来自欧亚大陆的各种新元素，这使得元代文化的研究极具多样性。对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研究，一向有两种主要的路径，一是重视士人与皇权的联系如官僚制、科举制和国家意识形态等，二是重视士人的社会形态如仕宦、婚姻、家族、交游等。周思成（清华大学）则另辟蹊径，去探讨士人阶层的涉及钱财利益的交往活动。他利用元代士人大量创作的募缘疏和醵金疏，借用人类学的“道义经济”概念，尝试阐释了疏文背后经济活动的兼具道义与自利的二重性格。基督教在元代中国曾广为传播，人们了解较多的是景教，而天主教的记载相对匮乏。内蒙古恩格尔河元代墓葬是一座元代贵族妇女墓葬，其中出土的一件十字架金饰，一直被视为墓主人信仰景教的证据。李鸣飞（中国社会科学院）仔细比较了这件十字架与国内其他出土景教十字架的形制区别，认为它是一件天主教的十字架。她还将蒙古国乌兰陶勒盖的一处带有十字架刻画的汉文—叙利亚文双语题记与元代来华天主教士约翰·孟高维诺的记载相映证，丰富了元代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信仰天主教的情况，进而认为恩格尔河的墓主可能是阔里吉思的妻子。
在文献学方面，乌罕奇（内蒙古大学）介绍了自己对《瓦萨甫史》附录词汇表的整理工作。《瓦撒甫史》是记载蒙元时期历史的重要波斯文史籍，该书的孟买石印本有一篇附录，称作《瓦撒甫词典》（Farhang-i Waāf），收录了数百条词汇，包含不少元代蒙古语和突厥语词汇。伊朗议会图书馆藏有一部文意通顺、体例完备的《史集》抄本，在此前的研究中少为人利用，魏曙光（沈阳师范大学）整理了该抄本中的成吉思汗祖先世系人名，并将之与其他史料作了文本比勘和校订。他还认为，《史集》所见的祖先世系最初应是成吉思汗命人用当时初创的畏吾体蒙古文记录下来的。清儒钱大昕着有《元史考异》《元史氏族表》等重要著述，他所依据的史源一直为学者所重视。刘砚月（深圳大学）从钱氏的引用范围和相关书跋两方面入手，发现被前人列入钱氏史源的许多元人文集实际上并未得其寓目，他所用姚燧等人的文章主要来自《中州明贤文表》等选集及零星石刻，所用许有壬文来自《圭塘小稿》。在提高史源考订的精度方面，除了将文集与著述进行双向比对之外，相关书跋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如何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讲述元朝史，或者说如何界定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一直是富有争议的话题，以至于2016年出版的一本书直接把“重新讲述蒙元史”当成了标题。罗玮（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元朝整体的国家结构能够与其前后的王朝相互连接，统治集团的早期文化背景并不改变这一基本特点。不仅如此，元代把广袤的边疆区与中原地区直接统合在一起，对于现代中国的形塑意义巨大。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徐亦嘉
